文/李 旭
毛泽东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发表后，群众进行大规模的游行，表示坚决拥护
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，通过毛泽东8月5日写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而进一步得到肯定
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，引起了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。一种意见是乱，让它乱一下好。毛泽东持的就是这种意见。1966年6月12日，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表示：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，没有准备，不如让它乱一下，混战一场，情况清楚了再派。
实际上，他的真实意思是不同意派工作组，要放手让群众起来造反，“乱一下，混战一场”。另一种意见是稳，要保持政局稳定。刘少奇持的就是这种意见。他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刚起来时，就力主派工作组。派往北大的工作组长张承先，就是他亲自点的“将”。当北大出现乱揪乱斗现象时，他支持工作组制止这种现象。他认为，乱是“全国大分裂的开始，不可忽视。”必须制止乱。为此，当清华大学也发生动乱时，他派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。这个工作组由叶林任组长，王光美任副组长。刘少奇派自己的夫人去制止清华的动乱，表明了他要稳定局势的决心。这个工作组进驻清华后，把带头反校党委的造反学生头目蒯大富定为“右派”。
6月21日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地提出：要划一个界限，不能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，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，党委烂掉的，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。不准随便提出夺权。不要党的领导，中断党的领导，是不好的。他的意见就是一个：不能乱，要稳定政局。
两种意见，并不只是由两个人持有。这两种意见在中央内部都有拥护者。这表明，在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意见分歧。由于毛泽东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，也由于他在中央内部有最后决策权，毛泽东支持的一种意见，不久就占了上风。刘少奇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感，不仅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还想争取毛泽东转变态度，以保持国家稳定。
1966年7月18日，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。当天晚上，刘少奇便赶到毛泽东的住处，但却被秘书挡了驾，请他明日再来。第二天，也就是7月19日，按照中央工作日程，中央是要召开会议的，实际上刘少奇已经不可能再有机会与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了。19日到23日，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汇报会。
这个会议主要是由刘少奇、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近来全国特别是北京搞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情况。毛泽东出席并听取了汇报。会前，毛泽东已经先听了康生、陈伯达的汇报，因此他已经对问题形成了看法。当会上刘少奇谈了一些情况后，毛泽东就开始插话。他以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：派工作组是错误的，北京的“文化大革命”搞得冷冷清清，有的学校的大门都关起来了。有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。
毛泽东在谈话中，还把工作组称为北洋军阀、国民党。他表示，他对北京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满意，“感到很难过”。但是，刘少奇却坚持自己的意见。在前几天的汇报会上，面对毛泽东的批评，他没有多说什么。
在7月23日下午的最后一次会议上，他不能不阐明自己的态度了。在这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：工作组不能不要。刘少奇此话一出，会场一片沉寂。与会者心里都明白：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公开化了，而且不能弥合了。
1966年7月24日，毛泽东召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，专门谈工作组的问题。他明确指出：要撤掉工作组。25日，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成员，再次强调要撤销工作组。
他还说：有这么一段，运动冷冷清清，就是6月20日左右以后，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，“工作组一不会斗，二不会改，起坏作用，阻碍运动”。不要工作组，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。在毛泽东已经做出决定的情况下，刘少奇只好服从这个决定。1966年7月26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。27日，中央决定由“中央文革小组”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。“中央文革小组”拿出“决定”初稿后，毛泽东亲自做了修改，28日发出了这个“决定”。当天，北京市委率先发出了《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》。几天之内，全国各地的工作组都被撤销了。
工作组虽被撤销，中央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存在。这种意见分歧虽然表面上是关于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，但在深层上，却是要不要搞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问题。毛泽东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，他认为，必须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最终解决意见分歧问题。
1966年8月1日，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十一中全会。这次全会的议程主要有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；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；通过会议公报；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决定。但是，这次全会的实质内容，却是解决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问题。写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带头人聂元梓，被特许列席了中央这次全会。会议期间，毛泽东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聂元梓。毛泽东在与聂元梓的谈话中，明确表示支持她带头写的大字报，并且说：会后，你要回到北大，组织“校革命委员会”。毛泽东实际上是让聂元梓掌握北大的领导权。但是，会议上对撤销工作组的问题，还是存在不同意见的。为了统一思想，毛泽东于8月4日下午3点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这次会议主要是由毛泽东讲话。
毛泽东的讲话，一开始就批评中央前一段时间领导工作出现严重问题，主要是镇压学生运动，他说，这是“方向问题，路线问题，是路线错误”。他强调：“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，否则很危险。”他在这次讲话中，专门谈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，说这张大字报“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——北京公社。
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，应该给世界人民知道嘛！而雪峰（指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——笔者注）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，国有国法，要内外有别。团中央，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，反而镇压学生运动，应严格处理”。毛泽东在讲话中点的是李雪峰和团中央，实际上指的是刘少奇和在中央一线（当时中央分一、二线，毛泽东退居二线，刘少奇、邓小平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——笔者注）工作的中央领导人。毛泽东的讲话，并没有说服全部与会者，还是有不少人对学生运动和工作组问题持有不同意见，而且，其中，有刘少奇、邓小平这样举足轻重的中央高级领导人。
在此情况下，毛泽东认为，要把“文化大革命”搞起来，还必须有一个大发动。于是，在8月5日，他采取了一个惊人之举。这一天，他写下了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。这张大字报的全文如下：
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（指聂元梓等7人在北大贴出的大字报和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《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》——笔者注），写得何等好啊！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。
可是在50多天里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，却反其道而行之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，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，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，围剿革命派，压制不同意见，实行白色恐怖，自以为得意，长资产阶级的威风，灭无产阶级的志气，又何其毒也！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‘左’而实右的错误倾向，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？”
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，首次把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称为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肯定这张大字报“写得何等好啊！”同时也点明：这张大字报的作用，就是发动“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”。毛泽东在大字报中虽然没有点刘少奇、邓小平的名，但明显是指他们，而且对他们的“错误”的“定性”也发生了变化，认定刘少奇等人是“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”，“围剿革命派”，“实行白色恐怖”，“长资产阶级的威风，灭无产阶级的志气，又何其毒也！”
就在毛泽东写出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的当天，他就决定要把这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，之后，还要在全国公开。8月7日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写的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，之后，与会的反对学生造反和主张派工作组的人不再说什么了。会议基本定了调子。8月8日，全会通过了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。此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便在全国真正搞了起来。
在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过程中，聂元梓等7人写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，起到了它的特殊作用。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聂元梓带头写的，她也被认为“有功”。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不久的1966年9月，聂元梓当上了北京大学“革命委员会”的主任，成了北大的“一把手”。
但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果，是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动乱，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大损失。所谓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，最终也被历史证明，它不是什么马列主义的大字报，而是反马列主义的大字报，是起煽动动乱、搞乱全国作用的大字报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党组织对写这张大字报的牵头人聂元梓进行了审查。1978年4月8日，北大校党委向中共北京市委报送了对聂元梓的审查处理意见的报告，提出将聂元梓定为反革命分子，清除出党，并建议依法惩办。北京市委批准了这份报告。1983年4月19日，聂元梓被逮捕，经司法机关审理后，她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。